【文/吴重庆】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国农村称为“熟人社会”，他说，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，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……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，没有陌生人的社会。

在“熟人社会”里，血缘和地缘合一，所谓沾亲带故或者非亲即故，其自然地理的边界和社会生活的边界都是清晰的，往往也是重叠的，属于封闭的社会空间。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“差序格局”，行事注重亲情和礼俗规约，但讲究亲疏远近有别。

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包括：

第一，舆论压人。

在熟人社会里，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频密的互动带来信息的对称状态，因此，舆论的发生与传播总是快速而广泛，所谓“一传十，十传百”。熟人社会里的所谓“民风淳朴”，与其说是个体自觉践履道德规范的产物，毋宁说是熟人社会里道德舆论压力的结果。

试想一想，如果社会生活的流动性极低，人们便不可能轻易脱离日常熟悉的人际圈，便不得不考虑某种非道德行为发生后来自众多乡里乡亲的谴责。因此，人们历来都把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奉为金科玉律，就是为了规避来自封闭的社会空间里的道德舆论压力及其不良后果。

第二，“面子”有价。

不同于“陌生人社会”的无情冷漠，熟人社会充满人情味，人们好面子。“树活皮，人活脸”，许多人“死要面子”“死撑面子”“打肿脸充胖子”，可见“面子”的重要性。为什么“面子”值钱？因为在封闭的社会空间里，社会资源有限，要有所作为，就需要“有头有脸”。“面子”的获得来自道德舆论对个体行为的肯定性评价，一个对“面子”孜孜以求的农民可以因此获得其争取到的社会资源——他人对自己的赞誉、信赖及必要时的扶助，所以“面子值千金”。

费孝通先生说，“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，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，经营各种事业”。在貌似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中，熟人社会里的人际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社会交易行为，个体通过认关系、拉关系、套关系获取社会资源，并以“回报”作为人情法则的基础。

第三，社会资本可累积。

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·S·科尔曼（James S·Coleman）在谈到各种“社会资本”（social capital）的特征时指出，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，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，是否拥有社会资本，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。在一定意义上讲，熟人社会里每个个体所拥有的“关系”，就是他的“社会资本”。

在熟人社会的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固定且重叠的情况下，彼此长期互帮互助，并且在有力的道德舆论的约束和正向激励下，“面子”和“关系”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社会资本也随之积累和再生产，甚至可以实现代际的承接和转换。因此，才有村民长期信任的民间权威出现，有的民间权威还父传子，类似世袭。

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，但农村社会却在不断解体。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，农村日趋空心化。中国农村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外流，可谓史无前例。

今年2月，北京的一家劳务公司内，外来务工人员正在询问工作信息（图源：IC Photo）

2010年3月23日，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，2009年度全国（大陆地区）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，比上年增加1.9%。2009年全国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为14533万人，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下的本地农民工为8 445万人。全国2.3亿农户，户均劳动力外流1人，40岁以下男劳力基本全部外出。另外，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，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为4.79亿人。可见，已有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。

在中国的大多数乡村，春节一过，绝大多数青壮年纷纷背上简单的行囊，踏上远赴他乡打工谋生的行程。在平常的日子里，乡村的景象依然，但屋在人去，唯有老幼留守家园，他们孤单的身影愈益衬托出乡村的冷清寂寥。因为劳动力外流严重，有的乡村甚至在村中老人去世后凑不齐抬棺材的青壮年。根据我的田野调查统计，山区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的人数一般在户均1.5～2人，余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依恋乡土，而是因为身残体弱或一时找不到离土谋生的途径。

在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土离乡之后，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是否还在运作？我试图以“无主体熟人社会”（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）这一自创概念，描述并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。

“无主体熟人社会”是在“熟人社会”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。同时，也受到贺雪峰在研究村民委员会选举时提出的“半熟人社会”的启发。但“半熟人社会”揭示的是与“熟人社会”之间的量（熟识程度）的差异，其解释力表现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这一特定事项上；而“无主体熟人社会”是为了揭示与“熟人社会”之间的质的变化，并试图解释空心化农村的社会运作逻辑。